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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故事之毛泽东反腐败的五大绝招
 
    中国大陆官场向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致近三十年贪官污吏层出不穷。
    在还没建立新中国之前,中国共产党就以纯洁的党风赢得了人民的拥护,由此,也推动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进。毛泽东于一九四○年在延安曾自豪地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看看今日,上述十点哪一点没有存在?如今六七十岁的老一辈人,眼见国人在道德观念上的“昨是今非”,个个痛心疾首!尤其那些老实巴交的退休老人,当年他们为了中国的建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在工作岗位没日没夜地忘我工作,退休后生活只能刚达温饱,要不是这几年实行医改,让他们的医疗费用得到部分公费报销,那日子的艰难可以想象。而那些不法商人及贪腐官员却个个赚得盆满钵满,社会风气一切向“钱”看。
    有人总结了毛泽东治腐的五大“绝招”:一是“率先垂范,不令而行”;二是“预防为先,防患未然”;三是“作风民主,监督有效”;四是“严格纪律,防微杜渐”;五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反腐最引人的一战,是严惩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毛泽东面对前来讲情的人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真是振聋发聩啊!(摘编自菲律宾《世界日报》 作者:小刚)
毛泽东留给中国人的七种遗产
第一是骨气

  骨气, 这是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 一个有尊严的国家和民族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道德精神品质。骨气, 说白了,就是要有脊梁骨;没有脊梁骨, 只有任人欺侮,任人宰割,任人凌辱,是一个永远站不起来的可怜虫。毛泽东的一生,是挺起脊梁、进行战斗的一生,是永不向强权和邪恶势力低头的一生。在他的领导下,1949年中国人终于“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从此挺起了脊梁,尊严地立于大国之林,永远告别了屈辱挨打的时代。

  第二是志气

  毛 泽 东一无高贵的家世, 二无显赫的学历,但他一直胸怀大志。志向,就是人生的目标,然后百折不回,力求实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壮年以后直到晚年,由于已经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中国人的领袖,所以他的志向,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中共党员和中国人的志向。

  第三是勇气

  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史诗般的军事壮举和奇迹,长征路上遇到的艰难险阻,说有多困难就有多困难。例如,***以事实生动地形容说,长征路上,“天上每天有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 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 然而, 红军终于冲破重重障碍,克服了一切困难, 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是何等的勇气,何等的胆识?! 毛 主 席的理论勇气和战略勇气成就了中国革命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 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以照抄照搬, 一切都要靠自己敢于创造, 敢于试验, 敢于实践,敢于牺牲。毛的理论勇气和战略勇气, 初见于两万五千里长征, 再见于抗日战争, 三见于三大决战, 四见于五次对外决战。每一次决战, 都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次飞跃, 都是一次理论和战略的突破。特别是晚年的反帝反修, 更是一次巨大的理论和战略的飞跃, 因为当时的中国是在美苏两霸的重重围堵之下,要冲破美苏封锁,结果毛还是像他领导的历次斗争一样, 最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第四是才气

  才气算不算是一种道德品质?儒家将智包括在五达德(仁义礼智信)之内,可见也是一种德性,一种精神品质。毛的才华是多方面的,而且都是超凡的才华!他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一个罕见的具有军事、哲学、文学、政治等多方面综合性超凡才华的旷世奇才!集众美于一身,才能使他特有的骨气、志气、勇气有用武之地。试想:他的军事才能,如果不是加上他洞见机微的哲学智慧和富于想象力的诗人浪漫奔放的性格,恐怕也成就不了他的“战神”和比美孙子武圣的地位。

  第五是土气

  我所说的土,不是土包子的土,而是乡土的土,可以理解为国情、民族风格。毛的这种土气,体现在他为人行事的风格上,体现在他革命治国的思路上。例如,毛被充分肯定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将欧俄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本身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国情就是土气的一种体现。长征时期,留俄的中共总书记博古的主要错误,就是在军事上盲目地听命于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对中国历史、政治、社会、军事传统一无所知、完全照搬西方和俄国革命军事经验的德国顾问李德的瞎指挥,以致同中国的国情格格不入,致使红军几乎遭受覆灭的命运,被迫长征。最后,还是靠毛的土法子,游击战,才挽救了红军,引导中国大革命走向最后的胜利,缔造了新中国!

  第六是正气

  他一身的浩然正气来自他大公无私的理想,来自于他一心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奉献、为人类解放的高尚道德情操。这决不仅仅是句政治口号,而是贯穿于他的整个思想中,并身体力行。他一家有六个亲人为革命牺牲,包括他的爱妻杨开慧和长子毛岸英 。

  第七是王气

  也就是王者之气。以德服人者王,这是中国儒家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他晚年济弱扶倾的反帝反霸事业,使他不仅在第三世界赢得了崇高声望,也赢得了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政治人物的由衷敬佩。(
毛泽东得意之作 四渡赤水出奇兵究竟奇在哪
四渡赤水,被毛泽东自称为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作”。

  四渡赤水是一组环环相扣的战斗,从1935年1月中旬到4月初南渡乌江,中央红军在贵州、四川、云南的边界赤水河流域转了三个月,走了110个城镇。整组战斗败中有胜,胜中有败,先败后胜,反败为胜。

  四渡赤水把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发挥到极致。

  先胜后败 毛泽东“复出”第一仗打得并不顺利

  遵义会议根据黔北条件不利和国民党40万大军逼近的情况,决定调整战略方针,令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到川西或川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

  1935年1月20日,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向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准备渡过赤水河后从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

  1月27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中游东岸的土城镇前进,这里是黔北入川的要冲,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川军的刘湘不肯轻易放弃。川军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县城,阻止红军北进,后面尾追的敌军又紧逼上来。毛泽东主张在距土城镇西北五六里的青杠坡打一仗,消灭拦阻的川军。

  1月28日拂晓,毛泽东“复出”后决策的第一仗打响了。

  青杠坡是狭谷地带,红三、五军团先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头包围了敌军,前半段打得顺利,一度突破川军的正面阵地。后来敌军增援部队又占领稍远的大山头,对红军进行了反包围。敌人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和优势装备,使作战形势立刻改变。红军处境非常困难。

  经审问俘虏发现,敌军不是事先侦知的四个团6000多人,而是六个团1万多人,且为川军战斗力最强的郭勋祺“模范师”。当敌军进逼到军委指挥部前沿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自冲上前沿阵地,指挥军委干部团和回援参战的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拼死奋战,战局才得以稳定。

  战斗变成了拼消耗,但红军当时每人只有20发子弹,形势显然不利。

  当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由赤水城北上渡江计划,立即撤出青杠坡,西渡赤水河,再相机行事。朱德、刘伯承继续指挥红军坚持战斗,周恩来负责指挥在天亮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处理笨重物资。1月29日凌晨,红军大部队分左中右三路,从猿猴场、土城两个地段的渡口西渡,然后炸毁浮桥,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这就是一渡赤水。
  二渡赤水连战连捷 蒋介石感觉“奇耻大辱”

  此时,四川军阀刘湘为防止红军入川,集中了36个团于长江南岸,红军原定的北渡长江计划难以实现。毛泽东决定改向云南威信县的扎西集中,并在随后的扎西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土城之战失利,一是敌情没摸准,二是轻敌,对刘湘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红一军团北上打赤水城。他还特别强调,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时隔近20年,毛泽东还念念不忘。在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曾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他就此举例说:“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红军改道扎西,川滇军阀随之进逼,红军此时无法按计划过长江,又陷入危境之中。

  2月上旬,在扎西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利用敌人对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判断,出其不意,挥师向东打击战斗力最薄弱的黔军王家烈部,以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再渡赤水回师遵义。

  2月20日前后,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向东二渡赤水,并在五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王家烈主力八个团。此时,蒋介石的中央军的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进至遵义城南,红军又乘胜发起反击,将其主力大部歼灭,其余狼狈南逃。当红军追至乌江边时,已逃过江的吴奇伟竟下令砍断浮桥,落在后面的1800名敌军因无路可逃被红军缴械。

  此役发挥了红军运动战特长,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士气大振。在遵义城下,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被流弹击中头部而牺牲,红军痛失大将,兵力也有一定的损失。

  三渡赤水调敌向西 四渡赤水从容脱困

  红军重占遵义后,蒋介石以中央军和黔、川、滇、桂各派共30多万军队形成了新的包围圈。为摆脱敌人,红军于3月11日再次撤离遵义西进,准备歼灭中央军周浑元部,在遵义以西建立根据地。

  但在鲁班场战斗中,红军未能得手。

  鲁班场战斗即后来毛泽东所说的“茅台那次打仗”,如果此战获胜便有可能“赤化贵州”。3月15日,红军集中一、三、五军团以及干部团,向驻守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发起猛攻。战前判断该敌只有两个师,红军集中主力应该能歼灭。战斗中敌人却以六个团兵力急速增援,红军苦战一天打成僵局,为避免消耗,决定撤出战斗,并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而三渡赤水。

  彭德怀曾说:“在鲁班和土城两役又打得不好,伤员无法安置,也增加了部队疲劳、困难和减员。”“由于上述两战打得不好,就不能不放弃在湘、川、黔、鄂四省边区建立根据地的正确决定。”

  毛泽东决定绕道进入川康,这样才能避免不利决战,转危为安。

  3月16日,红军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并派出一个团向西北方向的长江南岸佯动。蒋介石根据飞机侦察,判断红军有北渡长江迹象,下令中央军和川军各部向古蔺地区追击。

  红军则再次调头向东,在敌军的间隙中穿过,于21日晚至22日晨四渡赤水,迅速向南渡过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蒋介石正在贵阳坐镇指挥,城内只有一个团,急忙调滇军前来保驾,没想到红军又乘虚进军云南。滇军主力已东调,只剩各县保安团向昆明集中,滇北空虚。红军乘虚迅速进至金沙江,以几条小木船从容渡江。

  点评:集体智慧 用兵如神

  红军长征行军路线的标图中,最为复杂曲折的路线是在贵州遵义及其西北地区,也就是四渡赤水的行军路线。

  有人形容此时的红军:瞻之在前,忽而在后,空灵奇幻,如神龙在天,见其首而不能见尾,把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幕僚玩弄于股掌之间。

  毛泽东善于听取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其他战友的意见,聚集体智慧于一身,根据敌情的变化灵活用兵,避实击虚。这与长征初期不顾敌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红军此时的机动灵活,令蒋介石叹息不已,红军广大指战员感到回到前三次反“围剿”时的主动局面,毛泽东的军事统帅地位由此确定。(摘自:徐焰 马祥林《重解长征之谜》人民出版社)
长征路上毛泽东为何四次落泪
本文摘自:《中国国防报》2005年12月1日,原题:《长征路上毛泽东四次落泪》
    一代伟人毛泽东意志如钢,平时不轻易流泪。即便爱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他也未在公开场合落泪。然而,在那漫漫长征路上,毛泽东却数次流下热泪。
    乌江南岸,毛泽东挥泪送衣给“干人”
    1934年年底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主力损失过半。在危急时刻,毛泽东力挽狂澜,指挥主力红军避实击虚,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贵州开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发现这里的穷人特别贫困,被形象地称为“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求乞的“干人”。这些“干人”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此情此景震撼了每个红军指战员,许多人不禁掉下了眼泪。
    在红军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人们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红军指战员们立即围了上来。此时,毛泽东从后面走来,见前面围着很多人,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听到这儿,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
    他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穿上毛线衣的老人感动地直点头,嘴里连声念叨:“红军,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颤巍巍地走了。
    云贵交界,毛泽东险失妻子贺子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再往前走,就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安排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目睹此状,大家十分难过,特别是毛泽东专门派来负责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吉清焦急地问:“怎么办?怎么办?”战友们一面急忙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急派骑兵飞奔红军总部,通知毛泽东
    不一会,村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毛泽东一跳下马,就快步走到贺子珍的身旁,弯下腰仔细端详着不省人事的妻子,拉着她的手连呼:“子珍!子珍!……”想着妻子在革命中经历的种种磨难,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不禁轻轻捧着贺子珍的头,抽泣起来。
    二郎山旁,毛泽东恸哭警卫班长胡昌保
    毛泽东在指挥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后,于1935年6月上旬的一天,亲率军委纵队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他和警卫员一起艰难地往山上爬。途中,毛泽东不时地讲故事和笑话,逗得大家直笑。走到半山腰的开阔地时,他说:“歇歇脚吧!”说着,就在一块光溜溜的石头上坐了下来,大家也围着他坐下。
    正在说笑之际,忽然,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保摆手示意大家停下。这时,大家才听清头顶上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抬头一看,从东南方向来了几架敌机。毛泽东急忙让大家隐蔽,可来不及了。人们还没来得及跑开,敌机便俯冲下来,扔下了几颗炸弹。呼啸的炸弹成群落地开花,爆炸声震耳欲聋。其中一颗炸弹落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眼疾手快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大喊一声“主席———”,随即猛地向毛泽东扑去,趁势将他推向一边。瞬间,毛泽东刚刚休息的地方腾起了烟柱。大家不顾一切地围了过来,只见胡昌保双眼紧闭,浑身是血,倒在地上。所幸,毛泽东没有受伤。满身尘土的毛泽东蹲在胡昌保身旁,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轻轻地呼唤着:“小胡,昌保同志……”在毛泽东的呼唤下,胡昌保缓缓地苏醒过来。他微微睁开双眼,看到毛主席就在身边,忙问:“主席,您受伤没有?”“没有,小胡,我很好!”胡昌保脸上露出放心的笑容。毛泽东连忙喊卫生员给胡昌保包扎。
    “主席,我不行了……还是留给……”“昌保,你会好的!”毛泽东哽咽地说。
    胡昌保躺在毛泽东的怀里,望着围在身旁的警卫班战友们,缓缓而吃力地说:“同志们,不要难过!你们替我保卫好主席吧!”
    胡昌保看着大家,然后慢慢地闭上眼睛,头一歪,倒在了毛泽东的怀中。
    毛泽东把胡昌保轻轻放下,叫人取来一条毛毯,盖在烈士遗体上。面对为保护自己而牺牲的战士,他再也抑制不住悲痛,泪水从宽阔的脸颊上不停地流下来。
    陕北吴起镇,毛泽东痛哭红军子弟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率先到达陕北吴起镇。为迎接新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走上讲台,首先看了看在座的红军将士们。目睹眼前这些衣衫褴褛、憔悴疲惫、面黄肌瘦的红军干部,他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悲喜交加的泪水。他含泪说道:“我们虽然丢掉了中央根据地,遭到了失败,但到了陕北,毕竟还是胜利了!我们的队伍少了许多人,损失是惨重的。但走过来的同志经过千锤百炼,都是革命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我们要从头做起!……”
    毛泽东是意志如钢的革命伟人,平时轻易不流泪,当着如此众多的人流泪还从来没有过,而这次,这么多红军干部看到了毛泽东这么伤心地流泪。
周恩来做红色特工司令都有哪些绝招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中央特科,主要是为了负责保卫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正好与国民党的调查科针锋相对,于是双方在上海滩展开了一场秘密战线的激烈较量。当时调查科的负责人是徐恩曾,特科的负责人是周恩来。巧合的是这两个不共戴天组织的负责人名字中间都有一个“恩”字。
  中央特科的前身是1927年5月周恩来在武汉领导中共中央军事部后成立的“特务工作处”,也叫特务科,科长顾顺章。下设4个股,保卫股负责中央领导人和机关安全;情报股专搞情报;特务股也叫“打狗队”,镇压叛徒为主;匪运股负责收编江湖武装。汪精卫政变后,特务股由武汉迁往上海,成为中央特科的班底。
  1927年秋,周恩来向中央建议成立中央特科,下设四个科:总务科负责后勤与善后;情报科负责刺探与反谍;行动科又称红队,即红色恐怖队,负责营救同志和清除叛徒;电讯科负责各种联络和培训无线电专业人员。情报科人才济济,有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等。而电讯科更使得红军在战场上成为千里眼和顺风耳。1928年11月14日,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以加强对中央特科的领导。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大改组,原来人马撤往苏区。新特科由陈云、康生和潘汉年负责,其中陈云负总责,兼总务科长。康生为副手,兼行动科长。潘汉年为情报科长。
  中央特科成立不到两年,就在上海租界巡捕房、上海市政府公安局、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南京各国驻华使馆,以及通讯社、地方法院和其他国民党政军机关安插了红色特工或眼线,其中比较出名的是成功策反了中统的要员杨登瀛,清除叛徒何家兴,清除叛徒白鑫。
  也许有人会问,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众所周知的领导人,也是红色特工的最高司令。上世纪三十年代他长期在上海领导秘密工作,处境非常凶险。当时被捕人很多,叛徒很多,认识他的人更多,为何他一直安然无恙?因为周恩来有从事地下工作的不少“绝招”。
  首先看“住”。他经常变换住所,最长不过一个月,往往只住半个月。因为从邻居注意到消息传开起码要几周的时间,两周换个住所就最安全。而且,每换一个地方,周恩来就改一次名字,从不疏忽。尤其是知道周恩来住所的人员严格控制,从不超过两三人。
  再看其“行”。由于社会上认识周恩来的人太多,所以他把外出的时间严格控制在清晨5点至7点和晚上7点以后,其余时间如无紧急情况决不外出。此外,周恩来异常细心。他对上海的街道布局、交通走向和人流状况都事先进行过仔细研究。外出时尽量不走主要交通要道,从不搭乘公共交通,只走弄堂小巷,而且从不到公共场所。
  再看其“貌”。见过周恩来的人往往会过目不忘,因此他外出时必经过仔细化装。他通常以商人的面貌出现,尤其又留起了大胡子,使熟人很难辨认,因此党内很多人又称其为“胡公”。旁人听了以为他姓胡,不知是指其貌。
  正因为这些众多心细所构成的“绝招”,使得对手们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踪迹。
毛泽东笑谈生死:最想把骨灰丢到海里喂鱼
毛泽东是功勋卓著、令人敬仰乃至曾被欢呼为“万寿无疆”的一代伟人。对此,毛泽东总是那么理智、冷静而从容。他一生尊崇辩证唯物主义,多次坦然地谈到自己的生死观,1961年,面对外国友人的访问,他还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鱼虾会感谢不尽呢。”
  毛泽东:我只能活到73
  1961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第二次访问中国,毛泽东盛情款待。时年68岁的毛泽东问蒙哥马利:“元帅今年多大岁数?”
  “74岁。”
  “哦,过了73岁了,咱们都老喽。”
  蒙哥马利说:“主席先生,你的共和国成立了12年,从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新的国家,你显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的人民需要你,你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来领导这个国家。”
  毛泽东说:“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如果闯过了这两个年头,就可以活到100岁。”
  蒙哥马利对此迷惑不解。
  毛泽东笑着说:“我们说的阎王,就是你们说的上帝。我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时候我就去见我的上帝了。我的上帝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是说他只能活到73岁。
  蒙哥马利说:“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访问,我感到中国人民需要你,你不能离他们而去,你至少应该活到84岁。”
  毛泽东挥了挥手,哈哈一笑,说:“不行!我有很多事情要同马克思讨论,在这里再呆4年已经足够了!”
  蒙哥马利说:“要是我知道马克思在哪里,我要告诉他,中国人民需要你,你不能到他那里去。我得同他谈谈这个问题!”
 毛泽东:我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9月24日这一天,正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凌晨5时左右,陪同蒙哥马利的浦寿昌从睡梦中被叫醒,说是毛泽东改变了计划,决定当天下午再同蒙哥马利会谈一次,并共进午餐。
  这次计划外的谈话是从下午2时30分开始的。两人谈得更加深入,就领袖的魅力、权威等交换了看法。其中,毛泽东谈到了自己的接班人问题。
  蒙哥马利顺着话题问毛泽东:“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
  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蒙哥马利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主席。你现在不能离开这艘船放下不管。”
  毛泽东笑着说:“暂时不离,将来学丘吉尔的办法。”他沉吟片刻,然后说:“我随时准备灭亡。”说完,自己先开怀大笑了。
  接下来,毛泽东侃侃而谈,细讲自己可能有五种死法:一是被敌人开枪打死;二是坐飞机摔死;三是坐火车翻车而死;四是游泳时被水淹死;五是生病被细菌杀死。
  扳着指头一一道完,毛泽东笑着说:“这五条,我都已经准备了。”毛泽东还=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鱼虾会感谢不尽呢。”
 毛泽东:把我的骨灰喂鱼
   1963年罗荣桓元帅逝世后,毛泽东感慨至深,跟自己的保健医生吴旭君长谈了一次生死观。
  那年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毛泽东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这件事情来得突然,逝者毕竟是毛泽东的得力干将和至爱战友,何况年纪又不是很大。因此,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大的震动。
  从告别仪式上回来以后,他一直很少说话,一连几天茶不思,饭不想,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将积聚在心的深切感触泻于笔端,写出一首 “吊罗荣桓同志”的七律诗词: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没过多久的一天,毛泽东睡不着觉,便同吴旭君聊起天来。他靠在床上,烟不离手,娓娓而谈;吴旭君则端坐在他的床脚边,静静地听着。
  回想往事,毛泽东首先谈起了他的母亲,充满深情地说:“我喜欢母亲。她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待人诚恳。”他吸几口香烟,又继续说:“尽管她不懂搞群众关系,可她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时候,来了好多人为她送殡,排着长长的队,跟我父亲死的时候不一样。父亲对人苛刻。我总忘不了这件事。”
  吴旭君插话问道:“您母亲去世的时候,您不是不在吗?”
  毛泽东反问道:“我不在就不能听别人说?”
  吴旭君又好奇地问:“您对您母亲怎么个好法?”
  毛泽东摇了摇头,十分内疚地说:“我作为儿子不够格呀。生不能尽忠,死不能尽孝。我就是这样的人。”
  吴旭君宽慰道:“这也怪不得您。您那么早就投身革命,寻找真理,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也算是孝敬母亲了。”
  毛泽东没有吭声,不置可否地默默吸着烟。稍顷,他问吴旭君:“你对你母亲好吗?”
  吴旭君说,“我母亲死得早,她是病死的。那时我还不太懂事,大概只有8岁吧。不过,我记得她死时人们把她从床上搬到地上,地上有一张席子。人们用白被单把她从头到脚盖起来。我当时特地把母亲给我做的红小褂穿上了,跪下,大把大把地给她烧纸钱。我想让她看见我漂亮,我在给她送钱。大人是这么说的,我也就这么信了。烧完纸,我都起不来了。其他的我都记不得了。我当时小,长大以后我有了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我想告诉您。我认为我们的政策应该改。”
  “要改什么?”
  “我是主张要对一个人真好,就在他活着时好好对待他。他死后一旦怀念他时,也没有遗憾。如果生前对他不够好,等他死了又办酒席又戴孝,这一套对死者并没有什么好处,那只是为了给活着的人看。主席,您觉得我说得对不对?”
  毛泽东沉吟一下,讲出自己的看法:“在革命队伍里必要的追悼会还是要开的,这也是为了寄托哀思。这不像老百姓那样办红白喜事,那么热闹。不过,你的问题我可以考虑一下。”
  “主席,您是不是觉得这个想法不对?”
  “我还要想想。作为政策,还要考虑。”毛泽东继续抽烟,沉思了一会儿,他突然冒出一句,“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吴旭君先是对这句突如其来的不可思议的话大吃一惊,然后笑笑说:“您别开玩笑了,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怎么会不在您身边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您得了小病我及时给您治疗护理,不让您得大病。”
  “不,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毛泽东坚定地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在我跟前了吧。我要给你一个完美的印象,不让你看见我的痛苦。”
  毛泽东再次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两年前在武汉见蒙哥马利时我也对他讲过……”略微停顿片刻,毛泽东笑着说:“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啰。”说完,毛泽东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还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
  吴旭君茫然地问:“讲什么?”
  “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毛泽东:上帝请我喝烧酒
  1975年,毛泽东已是82岁高龄。
  这年4月18日,金日成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应邀前来中国访问。当天下午,毛泽东就会见了他们。邓小平陪同会见。
  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内容相当广泛。谈话接近尾声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提到了几位中共领导人和自己的健康状况乃至去留之事。
  毛泽东告诉金日成:“我们(总理)有病,一年里开过三次刀。一个是膀胱,开过两次,然后是大肠外面长了一个东西,又开了刀。”
  金日成回答说:“邓小平副主席讲过这个事。”
  邓小平当即插话作了补充说明:“专门请他们的玄峻极大使回去报告了这件事。”
  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我也生病,康生同志也生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你们好一些。”
  毛泽东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微微一笑,说:“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
  金日成说:“谢谢。祝你保持健康,保持好的身体!”
  毛泽东说:“我能想,能吃饭,能睡觉,这三个好。”
  金日成说:“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存在对中国人民、朝鲜人民、亚洲人民、世界人民、第三世界人民有很大的鼓舞,所以你长寿对我们是很宝贵的事。”
  毛泽东摆摆手说:“不行了。”
  金日成有些狐疑地紧紧追问:“为什么不行?”
  毛泽东将身体略微往后一仰,诙谐地答道:“上帝请我喝烧酒。”说完,自个儿忍俊不禁了。
  金日成也跟着笑了,随即很认真地说:“还早!”
  毛泽东仍旧一副坦然轻松的样子,说:“还早啊?你叫我不去啊?”
  金日成说:“我们不希望你去。”
  听完这一句话,毛泽东沉吟片刻。接下来,便将话题转到了其他方面。
  毛泽东:我接受Doctor的命令
  这年的10月21日晚6时半,毛泽东还在书房接见了基辛格和布什。
  基辛格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
  毛泽东指着自己的头说:“这部分工作很正常,我能吃能睡。”他又拍拍大腿说:“这部分不太好使,走路时有些站不住,肺也有毛病。”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一句话,我的身体状况不好。”然后又笑着补充说:“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
  毛泽东继续泰然自若地说:“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说完,衰老而且有些浮肿的脸上迟缓地透出一些笑意来。
  基辛格笑着答道:“不要急于接受。”
  由于不能连贯说话,毛泽东便在一张纸上费力地写出几个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我接受Doctor的命令。”这是一个双关语,既指医生,又指基辛格,因为中国人习惯称基辛格为博士。
  后来,布什在他的自传中说,当时听到毛泽东说出这样的话,真令人震惊,也让他不得不佩服毛泽东那少有的气度。(军人生活网 本文内容综合了孟红、王雨霏等文章)
毛泽东的外号是怎么叫出来的?
 “毛奇”:交奇友,立奇志
  身在乡村的青年毛泽东一直怀有一个宏愿:做一件改造国家,改变民族命运的大事。所以当时他被冠以“毛奇”的外号,意为“立奇志,交奇友”。
  毛泽东八岁才在家乡的私塾启蒙读书,但他对私塾先生教的《四书》、《五经》兴趣不大,却喜欢读那些古典小说和当时比较进步的书籍。《盛世危言》是一本宣传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书,毛泽东当时想尽办法借到了这本书,并留下了一张还书的便条。
  毛泽东在离开韶山冲之前,改写了一首日本诗人的言志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毛泽东经常干一些奇事,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到处搞寻友启事,“毛奇”的外号也是从那个时候叫起立的。当时他周围有一批进步青年,像蔡和森等这些人,就成立了一个新民学会,学会的宗旨,就是要做新的国民,改变旧风俗,改变旧中国的一些不好的习气,做一个新的国民。
  毛泽东特别喜欢锻炼身体,还发明一些强身健体的体操去传播。
  “李德胜”:正义之师必胜
  1947年春暖花开的季节,蒋介石调动20万大军进犯延安。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兵力只有区区3万余人。
  重兵压境,延安人心里十万火急,同仇敌忾的延安军民决心打一场延安保卫战。而此时在毛泽东的眼里,却不仅仅只有延安。3月11日,他力排众议,决定在必要时撤离延安。为了拖住几十万国民党主力,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只率领四个警卫连的兵力留在陕北,同敌人兜起了圈子,并有意让蒋介石知道。为了隐蔽行踪,毛泽东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李德胜”,意思是离开延安取得胜利。
  与此同时,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在陕北前线同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殊死较量,并击毙敌29军军长刘戬和中将师长严明。
  当时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失去民心,所以毛泽东一声号召,老百姓就能够一起干!毛泽东也一直没有离开过军队,包括长征,他是跟着部队一块走过来的,实践是他最好的军事教材,他的军事思想是看看来的,更是打仗打出来的。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长沙一个叫许克祥的小军阀,只用了一个团的兵力,就把湖南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摧毁了。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马日事变”。近在眼前的“马日事变”,对毛泽东的震撼太大了。于是,在武汉召开的中共“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语惊四座。他说:“从前我们说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农民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的……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
  毛泽东的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一个根本战略。军事智慧!毛主席那个床上,一直到晚年的时候,都放着《孙子兵法》。还有世界著名军事家的一些著作,他也在看。其中有几本,可能就是从长征途中让书童挑担挑过来的,那个书皮都磨损了,用手捻在上头,好多地方都往下掉。可见,他一直在研究军事方面的东西。
  “笔杆子”: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反动派
  1945年开始,气势恢宏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解放战争进入最后的决战关头,毛泽东从陕北东渡黄河,住进了河北省平山县一个叫西柏坡的小村庄。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就是在西柏坡的农家小院里指挥的。在这里,毛泽东把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1964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见到了延安时期就认识的老朋友,他又谈起了自己走上武装反抗道路的过程。他说:“我年轻时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也从未听说过共产党,更没有想到,我会成为一个战士,并组织一支部队去打仗。
  我是被迫这样去做的,因为反动派杀人太多。”
  在被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创造了“四渡赤水”这一军事奇迹,但他却对人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反动派。”
  抗日战争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叫《论持久战》,他用大量的事实分析,得出结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这一论点一出,当时连国统区的人都为之哗然。像蒋介石的“小诸葛”白崇禧,也都非常赞赏。所以当时国民党的正规军都人手一册。还有在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刻,到底红旗能扛多久,一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把很多人的激情给燃烧起来。
  毛泽东的笔杆子里头渗透了很多枪杆子里面做不到的事情。
盘点毛泽东的十个经典幽默
幽默是睿智和机敏的表现。钱钟书先生认为“幽默减少人生的严重性,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英国人用幽默增加风度和开展外交,美国西点军校可以凭幽默录取新生,美国总统靠幽默赢得选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幽默的国度,从《史记·滑稽列传》到《古今谭概》、《笑林广记》,无一不体现中华民族特有的幽默。
  毛泽东就是一位公认的幽默高手。他早在1929年为红四军干部制定《教授法》时,其第六条就规定:“说话要有趣味。”凡是与毛泽东交谈过的人,都为他那幽默风趣的语言所折服。
  小心打你的土豪啊
  毛泽东平易近人,喜欢同身边的工作人员开开玩笑,调节气氛。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一度在瑞金东华山养病。一天,他问卫生所负责护理他的小战士:“你叫什么名字?”
  “钱昌鑫。”
  “是哪几个字?”
  “钱币的钱,日日昌,三个金字的鑫。”毛泽东一听,笑了笑说:“哈,你姓钱还不够,还要那么多金子!小心打你的土豪啊!”
 头上刚长了一点草
  1953年年底,毛泽东去杭州,负责保卫和饮食起居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陪同毛泽东吃饭。席间,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对王芳说:“王芳,我建议你把‘芳’字上的草字头去掉。这个名字容易搞混,许多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你是女同志呢。”
  “这可不行。”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筷子说:“王芳,你是山东人,你们山东的绿化怎么样?”“刚刚起步。”“山东还有许多荒山秃岭没有绿化起来,你的头上刚长了一点草,就想把它除掉,这怎么能行!什么时候山东消灭了荒山秃岭,绿化过了关,你再把‘芳’字草头去掉。”
 我们两块石头,一块扔给了杜鲁门,一块扔给了麦克阿瑟
  1951年,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从抗美援朝战场回京向毛主席述职。
  谈话间,毛泽东开玩笑说:“德怀呀,你我都是同石头有缘分的。你的字号叫石穿,我的乳名叫石三伢子,我们两个同是石头。”彭德怀谦虚道:“我岂敢与主席相比。主席是块稀世宝石,我彭某只不过是一块冥顽不灵的顽石。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
  毛泽东摆摆手说:“不,同样都是石头嘛。我们两块石头,一块扔给了杜鲁门(时任美国总统),一块扔给了麦克阿瑟(时任侵朝美军总司令)!”两人相顾,发出会心的笑声。
 喧宾夺主客人
  1947年,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失败后,把战略改为“重点进攻”。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的14个旅分兵进犯延安。50多架敌机对延安狂轰滥炸了一整天。
  那天下午,敌机扔下的一颗重磅炸弹在王家坪毛泽东的窑洞门前不远处爆炸,一阵山摇地动之后,便见硝烟弥漫,负责保卫毛泽东的卫士很为他的安全担忧,警卫参谋贺清华心急如焚地推门而入,但见毛泽东从容自若,根本没事儿似的,他右手拿着的那支笔正在大地图上移动着。他身旁的彭德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地图上移动着的那支笔的笔尖。
  贺清华的推门而入惊动了毛泽东,但他的注意力还在那张地图上。他看着地图问:“客人走了吗?”
  贺清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愣了:哪有客人呀?于是反问:“谁?谁来了?”
  “飞机呀,”毛泽东微笑着说,“真是讨厌,喧宾夺主。”大家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都笑了起来。
  一个卫士拿着散落在门前的一块炸弹片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接过来掂量一下,又风趣地说:“嗯,发财发财,能打两把菜刀呢。”
 鞋垫闹革命
  1961年在庐山开会期间,繁忙的工作之余,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参加舞会。跳了一场舞后回到座位上休息时,他的一只白色鞋垫从皮鞋里露出一半来,他自己未曾发觉。
  当工作人员提醒他时,毛主席低头一看,忍不住笑道:“鞋垫总在脚板底下压着,见不到光明,怎么不闹革命啊?”说得在座的中央首长都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妙论空对空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发生了这样一则趣事:
  一天下午,基辛格的助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助理约翰·霍尔德里奇,拿着一份新华社英文新闻稿,找到了接待组负责联络的人员,他指着封面上的毛主席语录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联络人员一看,那段语录摘的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霍尔德里奇说:“这是从我个人的房间里搜集到的,我们希望这些新闻稿是被错误地放到了房间里。”很显然,美方误以为这是中方故意这样做的。
  这件事被汇报到了周恩来和叶剑英那里。后来又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后哈哈一笑说:“去告诉他们,那是放空炮。他们不是也整天喊要消灭共产主义吗?这就算是空对空吧。”
  从那儿以后,毛泽东“空对空”的妙论,就成了工作人员聊天的一段“笑语”。
 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谈话
  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会晤前,蒙哥马利好奇之中有些紧张。须知,当时西方盛传毛泽东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暴君”。当毛泽东的大手紧紧握住蒙哥马利的手时,蒙哥马利分明感到毛泽东的手是温暖的,一双深邃的眼睛是和善的,脸庞是慈祥的、微笑的。瞬间,蒙哥马利脑海中闪出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对毛泽东的评价:“毛泽东的样子像一位和蔼的老伯伯。”
  “你知道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西方国家把我国抗美援朝污蔑为侵略)谈话吗?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谈话。在联合国我国被扣上这样的称号。你是否在同一个‘侵略者’谈话呢?”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缩短了两人之间的“东西方距离”。到第二次谈话时,蒙哥马利和毛泽东竟像交往颇久的老朋友一样无拘无束了。
  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竺可桢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确立了以“科学救国”的志向。留学回国后,在抗战爆发前的十余年间,他靠着水滴石穿的韧劲,不辞辛劳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观测站,初步奠定了中国自己的气象观测网。全国解放后,竺可桢以很大精力关注中国的农业生产,想方设法利用气象学知识增加粮食产量。1964年,他写了一篇重要论文《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其中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
  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回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
  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个耳光,赶出大门
  毛主席谈论王明: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 “左” 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 “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papertiger”(纸老虎)
  1973年,基辛格来到中国见毛泽东。谈话间基辛格突然问道:“听说主席阁下正在学英语?”毛泽东回答:“只会几个单词,如‘papertiger’之类的。”在场的人开怀大笑。
  “papertiger”在英语中是纸老虎的意思,基辛格后来才明白,毛泽东曾用这个词来形容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后来又用它来比喻帝国主义。
  两年后,基辛格带着妻子再次访问中国。这次相见,毛泽东不再和他开“纸老虎”之类的玩笑,而是好奇地指着比基辛格高出许多的基辛格夫人。基辛格后来在回忆中说:“(毛泽东)问我对比男人高的女人有什么感觉?”基辛格觉得,这位中国的领袖在外交场合也是那么本色自然,让人感到很亲切。
  毛泽东在会见各国外宾的时候,的确是常常不拘形式;不论肤色,不论地位,对客人一视同仁,一律平等对待,总是那样的真实和真诚。1974年2月22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随行的妇女来宾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敬意,纷纷向他行屈膝礼。一向幽默的毛泽东也模仿起非洲妇女,向她们行屈膝礼,给非洲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一生中的四个伤心地
毛泽东的权力之路并不平坦,特别是在他离开凝聚了诸多心血的井冈山根据地,到遵义会议召开前的这段时期,也就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那段岁月。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讲就是:“我在中央苏区过了4年的小媳妇生活。”这话虽有幽默调侃的成份,却无疑也道出了一个客观事实:提起那段往事,毛泽东心情并不舒畅。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毛泽东在他不平凡的一生中也是经历了诸多的磨难,遭受了太多的打击和排挤。毛泽东也会失意落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人的朴素情感。然而毛泽东最终能够渡过艰难险阻,得以脱颖而出,又让我们看到了伟人伟大而崇高的一面。毛泽东成就的不仅仅是他自己,而是整个中国和整个中华民族。
  毛泽东一生转战南北,足迹踏遍中国大部,留下了令人难忘的红色轨迹。其中有四个地方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失落的地方,是他为之感慨的“伤心地”。路卫兵每每学习主席的光辉历程,感受他非凡的人格魅力,便油然而生敬意。遂欣然命笔,根据毛泽东在这四个地方的不同际遇和心情,依新韵,述心怀。涂鸦五律一首:佳节秋意近,犹念黄花香。欲展凌云志,偏逢雨作狂。新愁添旧怨,何处可疗伤。往事去犹在,闲来话短长。
  上杭:佳节秋意近,犹念黄花香。
  上杭是福建西部的小城,隶属龙岩,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度过了一段失意的岁月。红四军是朱毛会师的产物,也是毛泽东凝聚了诸多心血的队伍。这支队伍奉命南下,转战赣南闽西,为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在1929年春,在行军途中的红四军领导层内部,却在军委机构设置上出现分歧和争论。“朱毛”不分家的朱德和毛泽东,也第一次出现政见不和,双方在军委与前委的设置和关系上产生了争论。于是在1929年夏至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结果争论仍没得到解决,会上毛泽东以“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作风遭到批评,还给了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在随后的前委书记的选举中毛泽东落选了,陈毅取代了他。
  毛泽东随后离开了他凝聚了众多心血的红四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在这期间毛泽东又患疟疾,便来到上杭养病。其时正值重阳佳节,毛泽东感慨之余,写下了一首《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我们可以想见,一个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革命者,失去了军权,离开他一手创建起来的军队,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我们也不难理解毛泽东是多么的怀念那散发着幽香